廖文辉：实与文不与：努鲁依莎的任命

最近首相安华委任女儿努鲁依莎为首相高级经济和财务顾问，引起千层浪，毁誉参半，类似事件不论在哪个政权和国家所在多有，最困难的是如何评断其中的是非曲直。

伯夷和叔齐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史记》七十列传将之列为首篇，他们最经典的举动是，武王以正义之师，救民于水火，兴兵伐纣，兄弟俩却逆势而为扣马而谏，谴责武王“以暴易暴”，抬出了道德的制高点，无可辩驳。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势下，似乎也只有武力讨伐一途才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从事后来看，伯夷无疑是不知好歹，不明时势，甚至迂腐。然而他的道德勇气和要求，乃至以生命来捍卫其坚持，最后绝食而死。这是一种圣人典范的最高标准，孔子和司马迁给予最高的赞叹，孟子誉之为“圣之清”。

为何不能接受？

以此为准，奴鲁伊莎被委任一事，反对者认为任人唯亲，有违法制精神，如果有人决定以生命来捍卫这种法制精神，此人就是“圣之清”了，可以同伯夷平起平坐。故此持反对意见的基本是伯夷这一边的。当然，皇帝制度时期的中国也有内举不避亲的例子，有者就会反驳说那是君主专制时代才会允许的作法，民主法制是不允许的，然而君主专制也是依法而治，皇帝需面对很多条规，很难肆意妄为，否则也不会发生皇帝竟然无法同自己心仪的女生成亲的事情。

《论语》讲正道，属于“经”的部分，经者，常道也。这是所有政治工作者的基本守则，不得逾越。但孔子最高的政治智慧表现在“权”，就是权衡。孟子“嫂溺援手”是典型例子，由于人命关天，对错明显，自然容易为人接受。政治的事情却存有太多的变数和各种可能情况，难以在当下看个真切，瞧个明白，只有发展至一定的进展后才能较为清楚了解其中的好坏。孔子说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道理在这里，如果向好就知我，向坏就罪我。以下以《春秋》中有关“经”“权”最典型的其中一个事例来加以讨论。

鲁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郑庄公逝世后，宋国要挟郑大夫祭仲驱逐庄公的嫡长子郑忽，拥立其弟，即宋夫人雍氏之女所生的郑突。祭仲如果不接受，郑国恐怕将为宋消灭，如果听从则国君可免于一死，国家还可以保存。祭仲之贤在于能权衡轻重，先屈从，保住国家，事后再设法回返正道，让嫡长子继位。祭仲虽无法防止国难，并有逐君之罪，最后成功让国家回归正轨，所以是“罪不足而功有余，故得为贤也”。这是“实与文不与”，法理上廖文辉：无法苟同，但考虑实际的政治情况可以权衡认同这种做法。

商朝的伊尹，放逐大甲三年，成就往后的事业，虽背负驱逐国君的罪名，却有安定天下的功劳。所以《孟子》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所谓“权”是“经”的反面相反，但结果必定是良善的。（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行使权术是有两个原则的，首先是必须自我贬损（自贬损以行权，身蒙逐君之恶以存郑）。其次是不伤害他人（不害人以行权，纳突不害忽）。为了一己之私立和生命而杀人伤人都不是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

孟子的个人心态，《春秋》的自我贬损、不伤天害理和结果必须是良善的，都是行权的原则，缺一不可，都可以作为努鲁任命正当与否的标准。

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管理众人者是人，法是人为制作的，能制法，也能不依法，甚至毁法。我们无法要求为政者干干净净的百分百大公无私，那是圣人的作为，不是政治人物。如果其政策或委任，有其积极的一面，看到向好发展的一面，为何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