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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古今中外的史学，如何安置史学书写的情感和理性，成了永无止境的话题，各持己见，始终难有统一的说辞。
中国的史学之父司马迁的《史记》，就投注了个人澎湃的情感，却无损其史学名著的地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是其仰慕者。近代德国的兰克史学强调客观史料的绝对性，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人傅斯年是其仿效者。
历史书写中感性和理性的分量没有绝对，也不是对错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安置，情感部分没有处理好，难免就沦为情绪发泄、别有目的的秽史。处理得当，甚至有人誉为是一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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