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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运达:稀土厂主动捐款 50万 化为华教长青薪火

丘运达当初得知厂方有意捐款时,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让这笔钱发挥最大的价值,并且能够长久造福社会?”
当年的丘运达(左4)带领红坭山居民展开反辐射抗毒行动,成功迫使亚稀厂停产及撤离。
曾因辐射污染而饱受煎熬的社区,以“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PARC)教育基金贷学金”展现其生命力与关怀。
新闻剪报记录了当年丘运达和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与亚稀厂的抗争。
居民聚集在红坭山新村,高举大字报,向亚洲稀土厂方抗议,镇暴队受召到场维持秩序。

报导:潘有文
图片:受访者提供、本报资料中心

在霹雳州怡保的红坭山新村,一个曾因辐射污染而饱受煎熬的社区,如今却以另一种形式,即“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PARC)教育基金贷学金”,展现其生命力与关怀。

这笔源自50万令吉的厂方捐款,在PARC主席丘运达的坚持下,转化为一笔持续回馈社会的教育基金。这不仅仅是一笔贷学金,更是红坭山居民历经磨难后,对民族教育的深切期许,以及对未来世代的无私奉献。

一笔来自工业厂方的50万令吉款项于2004年,为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PARC)带来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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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款项并非外界所传的“赔偿金”,而是厂方在自动关闭并解决厂房及永久埋葬槽问题后,主动提出回馈社区的“捐款”。


PARC主席丘运达在与厂方总经理5年协商后,毅然决定将这笔款项全数捐献予董总,设立“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PARC)教育基金贷学金”。

曾因辐射污染而饱受煎熬的社区,以“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PARC)教育基金贷学金”展现其生命力与关怀。

厂方赞决定非常好

“我想来想去,如果把这50万分掉,我就不得了!这样做是不行的,不如把它当做一个教育基金,就交给董总。我就问那个总经理如何?他说very good(非常好)。既然这样,这笔钱直接就交给董总。”

在接受《中国报》访问时,丘运达回忆道,当初得知厂方有意捐款时,他内心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让这笔钱发挥最大的价值,并且能够长久造福社会?”

他坚决反对将钱瓜分,因为那只会让款项很快消失。“如果把它分掉就是很小的钱了,那么过后完全就不见了。”

他深知这笔钱的敏感性,因此私下与厂方总经理商议,并最终拍板将50万令吉直接捐给董总,免去中间经手的繁琐与争议。这一决定不仅确保款项的透明度,也让这笔基金成为独中生梦想的基石。

丘运达当初得知厂方有意捐款时,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让这笔钱发挥最大的价值,并且能够长久造福社会?”

走过20个年头 优先环境保护课学生

“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PARC)教育基金贷学金”自2004年正式运作以来,已走过20个年头。这笔基金的主要受益对象为华文独中高中毕业生,资助他们前往国内外大专院校修读大学学位课程,或前往新纪元学院修读文凭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基金优先考虑颁予修读环境保护或反辐射抗毒相关课程的学生,并且霹雳州红坭山新村、拿乞、百丽沙花园、万里望、甲板、文冬、华林市居民的子女若符合资格,将获得优先录取。

截至2025年,这项贷学金已惠及59名独中生,他们来自霹雳州内的9所独中。这使得丘运达骄傲地表示:“州内9所独中都有学生得到我们的贷学金。”

“其实国中生也是可以申请,没有拒绝国中,只是独中比较主动的进行这些工作。”

助贫寒生圆大学梦 常收到受惠者感谢信

这笔无息贷款,为许多家境清贫的独中生提供了继续升学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圆大学梦。

他强调,虽然国中生理论上也能申请,但目前受惠的几乎都是独中生,这也反映了独中在本地升学管道上的特殊需求。

这项教育基金的设立,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精神的传承。它让学生们知晓,曾经有一群人为了社区的福祉而奋斗,如今他们也将这份精神延续到教育领域。

丘运达虽然未曾直接与所有受惠学生交流,但常收到学生的感谢信,这让他深感欣慰。他期望这笔教育基金能持续传承下去,让更多学生受惠,将来回馈国家和社会,并在各方面有所成就。

如今,这项教育基金仍交由董总全权管理,申请者无论是来自独中或国中,只要符合条件都有机会受惠。

丘运达坦言,希望这笔钱可以继续”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让更多年轻人因知识而强、因感恩而行善。

“分掉”?还是“永续”?反毒精神化作教育遗产

当厂方将50万令吉的支票全权交由丘运达处理时,他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与考验。

如果将这笔钱直接分给委员会成员或相关人士,看似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但他深知其潜在的风险与不公。

“我怕哦”,这句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他对金钱敏感性和警惕,以及珍视公众的信任。

然而,丘运达也坦言,当年此举身边也有人反对,指应该分配给社区或学校。但他坚持教育才是最根本的长远建设。

对他而言,这项教育基金不仅是资助,更是精神遗产,让学生知道,他们的社区曾为保护环境与下一代健康而奋斗。

在“分掉”与“永续”之间,丘运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可以说是他独具慧眼地看到将这笔款项转化为教育基金的潜力。

他认为,这样不仅能保留反辐射抗毒运动的历史,也能为学生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这项决定,即便在内部也曾遭遇不解,但他仍义无反顾坚持,最终获得厂方认同,将钱直接捐予董总,确保这笔成为教育基金的款项独立性与运作的专业性。

不是赔偿是捐款 厂方主动回馈社区

“不是赔偿,应该说它是捐款,作为它那个社会的一种启动。”

在外界普遍认为这笔50万令吉是工厂对社区的“赔偿金”时,丘运达坚定地澄清这一误解。

他强调,这笔款项是厂方在自动关闭并解决后续问题后,主动提出回馈社会的举动。与此同时,这份回馈的心意,让丘运达看到将其转化为更深远价值的可能——教育。

“这个是突然间来的,没有预先…他们要捐款给我们。既然要捐款,我说你是不是有条件,(对方说)完全无条件,而是要回馈社会社区的东西。”

这份突如其来的捐款,让丘运达在没有预设的情况下,即刻思考其最佳用途。他认为,如果将这笔款项单纯用于分配给个人或委员会成员,不仅数额不大,也无法长久发挥作用。

正是基于这份回馈社区的初心,丘运达与委员会成员达成共识,将目光投向了长远的教育事业,让这笔钱成为滋养许多学子梦想的源泉。

PARC与抗争事件时间线
年分 事件
1974年 在红坭山建厂;
1982年开始运营 随即因辐射废料倾倒问题引发争议。政府原计划在霹雳巴力兴建埋毒槽,遭居民反对而放弃;
1983年 甲板村民与环保组织揭发将废料弃于空地与池塘,促使红坭山等四区居民成立防毒委员会,要求工厂停产;
1985年 国际环保专家调查显示,附近辐射水平超标800倍,埋毒槽不合格。同年2月,7名红坭山村民代表起诉,并于3月取得临时禁令,暂停工厂提炼及废料倾倒;
1987年 原子能执照局允许复产,激发更大规模抗争。四区防毒委员会重组为“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4月发动2万人抗议,5月爆发警民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导致居民受伤。9月,法庭审理居民申请的永久禁令;
1992年 怡保高庭判决居民胜诉,勒令停产。上诉至最高法院,居民千人声援,法院于同年12月续审。
1994年1月 宣布永久关闭。虽然工厂仅运营10年,善后工作却长达12年;
2010年 霹雳州政府接收厂址;
2011年 启动第二阶段埋毒槽工程,处理8.5万吨辐射废料,转为永久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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