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天明先生，是我从槟城南下吉隆坡，服务中华独中的1987年。当时他是副董事总务，校方有重要活动就有他的身影。与他较频繁的互动，是我升任副校长与署理校长期间。他常于周六中午下班后，从律师楼直接到校视察。放学后校园清静了，我们在董事会议室里天南地北。其实，闲聊的是他和其他行政高层，三十岁出的我只有听的分。话题经常围绕时局、华教与社团。交游广阔的他消息灵通，让我增长许多见识，对他的过去也略知一二。
他出身贫寒，父亲早逝。高中毕业后力争上游，立志赴英伦攻读法律，在兄长资助与半工读下取得学位，返马执业，成为中华独中首位律师，并加入董事会积极回馈母校。他进而担任董总总务，1980年代初伙同郭洙镇律师等参与“独大诉讼案”，且飞往英国聘请英女皇律师Michael Beloff为独大打官司。此外，统考创办与文凭争取台湾承认，他也克尽心力。
维护华教的同时，他也报答手足情深。兄长有经济困难他有求必应，家族后辈升读大学，费用由他包办。他事母尽孝，每周末必到大哥家嘘寒问暖。得享高寿的苏母卧病在床，他安排护士24小时照顾。尽管后来事业蒸蒸日上，他仍自奉甚俭，纵使出国度假也不挥霍。有一回我与他全家在外用餐，听他教导孩子：“吃多少，点多少。”他习惯阅读晚报，看到弱势群体寻求帮助的新闻，常以无名氏捐款。
我偶尔会带着学校文件，到律师楼请他签署，常见他在大桌前埋首来往信函。寄来的，了解大概后分发给相关下属处理；寄出的，审核内容与遣词用字，避免差错。他说：否则一不小心，就误人大事且砸了自家招牌。有时则见他研读一叠叠厚重的判案书，了解过程与依据。成功的事业来自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与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我在他身上学到许多，包括缜密与自律。
我眼中的他没有架子。我是小辈，他却每逢春节送礼篮，里头必有一支我们常喝的轩尼诗XO。诗人游川辞世，我筹划出版《游川诗全集》，向他寻求赞助，他一口答应。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93年他组团畅游中国，邀我同行。令我惊讶的是：他夫妇俩舍舒适的头等舱不坐，来回与同行者坐经济舱；全程餐饮也随众。天道酬勤，有钱不难；有钱还能顾及别人的感受，实难。从此，我心中多了一把衡量品德的尺。
2015年我返回故乡槟岛定居，每三、四个月赴隆都会去见他，或到他办公室问候，或聚餐听他聊聊近况。近年他病重，我就到他府上探望。今年8月22日，这位信我、疼惜我也不断支持我的长者走了。他从病痛中解脱，却留给关爱他与得过他帮助的人太多的不舍。我在灵堂多次瞻仰他的遗容，他沉默，但一脸安详。
沉默，不等于什么也没说。一个人，做他喜欢做的、能够做的也应该做的，努力过也付出过，生命就有了光和热，人生就有了意义和快乐。
我在他身上确实学到许多。留下的，是往后不尽的思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