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至16日，我在吉隆坡广义大厦举行的 “马来西亚与东南亚二战记忆与纪念碑—历史建构、人文关怀与文化遗产”国际研讨会上，发表关于槟城钟灵中学1942年肃清与战后记忆的论文。这次我关注的，不只是“1942年发生了什么”，而是另一个问题：战争结束以后，人们如何记住战争？
1942年4月，日军在槟城展开肃清行动。钟灵中学因战前积极参与抗日救亡、筹款援华等活动，成为日军重点针对的对象。根据现有资料，日据时期共有54名钟灵教师、学生及校友遇难，包括8名教师和46名学生、校友。
为什么一所学校会成为战争暴力的主要对象？答案必须回到战前。钟灵创立于1917年，与槟城阅书报社及孙中山革命运动有密切历史渊源。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钟灵董事、教师和学生积极筹赈、义卖、宣传抗日。对当时华社而言，这是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占领槟城后，这些行动却成为日军眼中的“反日证据”。 因此，1942年的“钟难”，不只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一个教育群体的集体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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