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一名罪犯可以身处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受害者下手，再到其他国家洗钱，并使用设在多个地区的数码基础设施掩盖行踪。

苏海利说，部分犯罪集团甚至把特定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包括编写电脑程序及开发科技工具，逐渐形成一个分工明确、关系复杂的犯罪生态系统。

“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诈骗集团已经发展成完整的商业组织，拥有资金来源、技术人员、程序员，以及规划周密的行动网络。”

他说，诈骗中心、诈骗园区、恶意软件、人工智能声音克隆及深伪技术，已成为犯罪集团欺骗受害者的重要工具。

由于犯罪集团不必经过冗长的行政程序，因此往往比政府机构更快掌握及运用新科技。反观执法单位必须遵守法令、程序及各项规定，在应对新型犯罪时可能较为缓慢。

加强预测新威胁能力

苏海利认为，犯罪学研究必须随着犯罪模式改变，不能只在案件发生后研究原因，也应加强预测新威胁的能力。

他说，未来研究应涵盖加密货币分析、数据加密、洗钱及网络安全等领域，为政策制定者和执法机构提供更实用的资料。

“随着犯罪集团广泛使用数码平台及跨境金融系统，传统调查方式已不足以应对所有案件，执法人员也需要掌握科技、金融及网络方面的知识。”

他指出，学术研究不能与实际执法工作脱节，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及执法单位应加强合作，让研究成果能够用于制定政策和改善调查方式。

“跨境犯罪同样需要各国共享情报及经验，因为罪犯可以同时利用多个国家的金融、科技和通讯设施，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掌握完整犯罪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