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APP阅读
在枯燥的论文撰写与史料查阅中，总能发现一些有趣的联系，为历史的探求增添些许趣味。笔者在读博期间偶得两则自认为有意思的小事，愿与同好分享。
第一个发现，提到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史学界绕不开着名的“阿思本舰队”（Osborn Flotilla）。1862年，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受命为清政府在英国购置战舰，并聘请英国海军上校舍纳德·阿思本（Sherard Osborn）统领。
然而，这两人在未照会清廷的情况下，在伦敦私自签署了协议，规定阿思本全权指挥。这一协议引发曾国藩、李鸿章等群臣的激愤。虽然七艘先进的蒸汽舰只于1863年开入中国领海，却因指挥权归属问题而最终宣告解散，清政府不得不支付巨额的遣散费，将船只原路退回变卖。
时间倒回1838年的马来亚。吉打苏丹阿末·达祖丁二世因领土遭暹罗入侵流亡到马来诸国。这一年，他第二次发兵试图从暹罗人的手中收复失地。英国为履行1826年《伯尼条约》中“阻止吉打苏丹收复失地”的义，派遣了一支舰队封锁了吉打和玻璃市的海岸。
此时，有一名年仅16岁的初级见习军官正在封锁舰队中的“风信子”号（HMS Hyacinth）上服役。他受命指挥小炮艇“翡翠号”（The Emerald），配备一名马来舵手、25名马来水兵以及一名欧亚混血译员，在红树林与潮汐之间穿梭执行任务。
22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我在马来亚水域的日记：对吉打的封锁》（My journal in Malayan Waters: or, the blockade of Quedah）。
这位年轻人，便是日后卷入“阿思本舰队”风波的主角阿思本。封锁吉打之后，他随“风信子”号转赴中国，先后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克里米亚战争，军旅生涯横跨东西半球，不可谓不丰富。
第二个发现，众所周知，简·奥斯丁（Jane Austen）是英国着名小说家，着有《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作品。
简出生的家庭一共有8位子女，她本身排第七位，而有两位兄弟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分别是弗兰克（Frank Austen）与查尔斯（Charles Austen）。
其中查尔斯是家族中最小，不仅是简心中“永远的小弟弟”，更是大英帝国海军的高级将领。1850年，年过70的他受命出任东印度及中国舰队总司令，统领英国舰队保护英国在东南亚与中国的海域。此时的东南亚海域，在西方殖民者眼中臭名昭着的伊拉努（Iranun）海盗正盘踞在婆罗洲东故（Tungku，今沙巴拿笃）。
时任纳闽代理委员的圣约翰（Spencer St. John）致信总司令查尔斯，急切地描述了海盗对本地贸易的毁灭性打击——原住民因恐惧被迫迁往内陆，航道被封锁，贸易近乎停滞。面对这一挑战，查尔斯于1852年2月，派遣了一支舰队远征东故，并以压倒性的优势攻陷基地并焚毁村庄。
然而，此基地在舰队离去后便迅速重建。查尔斯此时意识到，唯有更大规模的扫荡才能根除贼巢。不过，随着第二次英缅战争的爆发，查尔斯只能将战略重心转离婆罗洲。就在同年，查尔斯因在缅甸前线感染霍乱而殉职。
在史学研究的路上，我们如同在深井中挖掘的矿工——越是专注于某一区域或专题，便越容易忘却抬头望一眼井外的天空。区域史或专门史研究追求极致的精细，有时却容易忽略同一时期其他领域历史发展。正如此次发现的这两则联系：倘若只看马来亚史，很难想象那位年仅16岁穿梭于红树林间的见习军官阿思本，日后竟会成为影响中国近代海军进程的关键人物；若只关注东南亚殖民史，也难以将东印度及中国舰队总司令查尔斯，与他那位写下《傲慢与偏见》的姐姐简·奥斯丁联系在一起。
本土历史从不孤立
这两则小发现也启示我们：本土历史从来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存在。透过这些跨时空、跨地域的联系，我们得以真切感受到，本国历史并非偏安一隅、仅由少数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而是能够引发更多领域学者兴趣。或许，这正是历史研究有趣的地方——在看似无关的碎片之间，也可以发现到意想不到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