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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诗织是初出茅庐的记者，当她受到电视台前辈山口敬之的邀约，商谈合作事宜时，她欣然前往，抵达时才知道是一对一晚餐，她虽觉得不妥，但不好意思拒绝，没想到被他下药，然后带到酒店迷奸了。间中她还因感觉有人压在身上惊醒过来，但几番挣扎仍逃不出魔掌。事后他还要求她留下内裤做为战利品。
她去警署报案时遭受百般刁难，警察甚至要她和塑胶模特儿演示强奸过程。日本虽然是先进国，但大男人思维仍根深蒂固在明治时期，强奸案必须要身体有明显的受伤痕迹才能入罪，这法案自一九零七年以来未曾修订，但因为酒店监控显示伊藤诗织步出计程车时已神智不清，警方曾一度向山口敬之发出缉捕令，却被上级拦下，侦办探员被调职。幕后黑手究竟是谁不得而知，但山口敬之不是一般人，他不仅是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还是首相安倍晋三的多年知交，而且他撰写的安倍传记即将出版。
但近藤诗织也不是一般人，当司法部决定不予提告时，她召开记者会，放弃隐匿身分的权利，公开山口的罪行。这在保守的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有人钦佩她的勇气，但她也遭到网暴，攻击者不乏女性。或说她在记者会上衣有一颗纽扣没扣，肯定不是良家妇女。或说她一定是想靠睡上位，但无法得逞才发烂渣。或说“像我这样有家教的人，这事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还有一个说：“即使你陈述的都是事实，我只觉得山口碰到你真是倒楣。”
由于事件发生和美国制片家哈维温斯坦的丑闻同一时期，伊藤诗织因此被视为日本MeToo的代言人。她后来出书详述事件及争取正义的过程，又拍了一部同名纪录片《黑箱日志》（Black Box Dairies）。黑箱既代表日本司法界的不法操作，也代表受害者所承受的压力及耻辱。
近藤后来提出民事诉讼，结果胜诉，山口被判赔了一笔钱，但他的声望似乎不受影响，继续活跃于新闻界。甚至安倍晋三遇刺身亡的消息也先发表在他个人推特账号。不过，日本国会在舆论的压力下，还是在性暴力法做了修正。只是纪录片《黑箱日志》迄今尚未有日本发行商愿意沾手，但我猜想它应该会获得奥斯卡提名，毕竟这是重要的课题。
近藤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在樱花季节赏花，后来她才意识到她被侵犯时，樱花开得正茂。赏花只会勾起最不美好的回忆，受到性侵不仅身心受创，也剥夺了她身为日本人一年一度的喜乐。
《无所住》（Abiding Nowhere）是蔡明亮《行者》系列作品中最新一部。形式都一样：李康生披着袈裟，赤着脚捏着手印，在不同的城市慢步。是真的慢，每一步从提起脚，向前跨，再落地，费时约二十秒，也就是每分钟能走两步多一点。我得空得可以帮他计时。蔡这回和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合作这部行为艺术的纪录片，所以都在华盛顿取景，纪念碑公园博物馆车站树林等。巷子中顺便收录妇人的叱喝，闹市中街头艺人偶尔一段班卓琴是顺便的配乐。李康生走到一面有夕照的墙，走过时太阳也下山了。不过影片通常一个镜头才两三分钟，以蔡明亮的标准，已相等于按快掣了。没有那种拍角色流眼泪一直拍到眼泪干掉才喊卡的史诗级场面。看李康生慢步，既是与现代社会节奏的反差，也是荒谬的存在。
这是令人觉得很得空的片子。你能看看银幕上的蓝天白云，或听听潺潺流水，或寻思散场后要吃什么。片中另一个演员是阿侬弘尚希，就拍他这里徘徊那里徘徊，然后拍他煮快熟面吃快熟面的全过程。幸好不是包粽子煮粽子吃粽子，否则片长至少四小时。
覃樟柯在疫情期间无法出门，又就剪辑自己所拍摄的一些旧片段，由于什么年代摄影录影机都用过，各种相素都有，有点像高达晚年杂锦式的作品。再配上跳舞音乐及流行曲，又挪用一点《任逍遥》及《三峡好人》，再补拍一点中间部分和尾巴，就成了《风流一代》（Caught By The Tides）。这是覃樟柯带点试验性，不太一样的作品，但仍有他一贯的主题：叙述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下的命运。
影片背景是千禧年到二二年的冬季奥运。以一群大妈唱民谣展开序幕，然后是各式商业活动的花絮及夜店狂欢的男女，生机勃勃。然后赵涛照例万里寻夫，目睹社会乱象，碰上形形色色人物，包括机械人。
覃樟柯说中国经济起飞时是一阵喧嚣，不料却降陆在疫情过后的冷清。他片子纪录的正是这些。
《归》（Youth：Homecoming）是导演王兵《青春三部曲》之三，另两部分别是《春》和《苦》，总片长逾九小时。影片摄制于上海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小镇织里，乃中国最大的童装生产中心，数以万计来自山西农村或贵州山区的青少年在此打工。王兵在织里踎了五年，拍摄素材逾两千五百小时，纪录青少年在车间工作的情况。由于经常要日以继夜赶工，他们寓工作于娱乐，音乐声浪开到最大，还斗看谁车衣最快。毕竟是年轻男女，打情骂俏或嬉闹成团也无可避免。
王兵拍纪录片有自己一套，在此他不访问不评论，坚持旁观。这些青少年简直当他透明，允许他登堂入室拍他们工余的生活起居，对他信任的程度令人咋舌，他因此捕捉到许多毫无矫饰的青春动态。即使在简陋的空间，青春依然洋溢。王兵还跟着他们搭小巴，经过险峻的山路回家过年。还纪录了没有大肆铺张的婚礼，只有新郎背着新娘走山路。和贾樟柯一样，王兵纪录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草民的生涯，将是珍贵的史料。
关心弱势族群的社教片是香港影坛的强项。《看我今天怎么说》（The Way We Talk）把焦点放在听障人士，并探讨在科技日新月异下，手语会不会像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一样，被时代淘汰？
锺雪莹饰演一个天生失聪的女孩，但母亲希望她能更好的融入社会，从小禁止她学手语，并替她安装了人工耳蜗，一种比助听器更好的新科技，能恢复七成听力，使她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她找到写字楼的工作，不过公司只把她当吉祥物，同事也呵护有加，不让她干重活，她无法一展所长，倍觉委屈。
一回她为人工耳蜗代言，说出“从此我们不必再使用手语”时，现场竟有人勃然大怒，离场抗议。这反而激起了她对手语的好奇，结交了一班使用手语的朋友时，她开始意识到，不必理会所谓正常的囹圄，最重要随心所欲。
片中有一场拍她学习手语的段落很精彩。手指在半空中比划，有如仙子翩翩起舞。据说学手语只靠意会不能言传，毕竟聋人都是这样学起来。聋人打给听人时手速较慢，聋人之间交流就快速切换简略得多，有点秘密结社的感觉。
导演黄修平花了五年搜集资料撰写剧本，以确保能真实反映这特殊的群体。锺雪莹凭此片荣获金马影后，击败张艾嘉吴君如等前辈。她的演出并不眩目，而是不温不火的实在，应是做了很多准备功夫。她甚至拿捏到聋人说话时偶尔的走调。既然手语不受文字的限制，为何不能有全世界共通的手语呢？在此影片也能解惑。瑞典人或牙买加人或智利人，没有“艇仔粥“、“碗仔翅“或“车仔面“的手语需求，更不必对他人老母有各种亲切的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