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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有“原心定罪”之原则，这个原则主要通过“如其意，著其恶”的方式来呈现，意即依据当事人的本意，凸显其本意来彰显他的恶行。最为典型的例子，无疑就是鲁桓公元年的第一笔记录“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第一位统治者鲁隐公本是摄政，是为身份尊贵但年纪尚小的桓公而即位，可是桓公却在隐公十一年的时候，竟然以弟弑兄，以臣弑君的方式抢夺王位。弑君而即位（继故），本来不可书写“即位”，是因为先君死于非命，身为子弟的就不忍即位，如果写即位，即表示无恩于先君，无恩于先君，则参与弑君就不言而喻了。隐公本欲让位而桓公却弑君，罪不可恕，继承者弑其君以即位，何继之有。因此《公羊传》以为写“即位”是“如其意”，以便彰显他的罪恶。
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亦是另一笔类似的记录，这也是《春秋》第一笔弑君的记录。州吁，卫庄公庶子，本应称公子州吁，可是他以国为敌（当国），想成为国君，因此就顺着的他意愿以国为氏，称卫州吁。后来他弑君即位，但很快地就被他的臣下推翻，罪有应得。这是《春秋》笔法“如其意，着其恶”，遏恶扬善之道。
有德者居之
桓公五年“州公如曹”也是另一个例子。州公是受天子赐封以州地为国之封土之君，在桓公五年拜访曹国，期间国内政局有变，他无法回国，只好在第二年从曹国归途中，留住在鲁国，成了“寓公”，意指逃亡在外，无国可归的君主。天子的大臣三公称公，王者的后代也称公，州公虽不属于这两者，但却自以为是三公，同时在留驻鲁国期间妄自尊大，连鲁君也不加拜访。为了展现他的傲慢无礼，以便“如其意”，所以就称他为“公”。
事实上，“如其意”也有凸显良好意图的作用。鲁隐公在元年正月摄政为王时是不写“即位”的，其目的就在如实表达隐公没有“即位”的意图，所以《公羊专》解释为“成公意”，成就隐公摄政不即位的心意，也有解释为“成公天下之意”的，是天下为公的天下，是“有士君子之行”的天下，即天下是有德者居之的天下，不是某人某姓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