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友来
我工作的日子里，遇上应酬夜宴，回家路上会有月黑风高的感慨。
有一回特别难忘，从吉隆坡酒店散席出来，抄个捷径违规行驶，不想黑暗中闪出两位警察。其中一位来到车窗旁，讲了一些犯法啊，如何解决是好啊 …
这类暗处的警察截查，我当然明白什么意思。但是行贿什么的，我都不想做不愿做。于是，就表明了自己《中国报》China Press总编辑的身分，道个歉，心想不通融的话就接罚票吧。
没想到，对方回应了一声 “哦，China Press…”结果就放行了。还提醒说，以后不要再犯法。我之所以特别难忘，是因为警察听到China Press之后的反应，以及友善。
中国？中国报？
“中国？中国报…？”我在非华文媒介的社交场合，一再遇上这样的疑问。“中国报”与“中国”，许多人有所联想有所混淆，甚至错误地混为一谈了。
警方及政府机构对《中国报》有一定的认识，这是经过几十年努力沟通，才建立起来的。细说从头，《中国报》被认识及被接受的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因素与变化。
《中国报》3个字，是很有份量的招牌。尤其“中国”二字，高大身影。多年来，在不同情况下，不知不觉，似有似无的对《中国报》产生微妙影响。比如说华裔群众会有多一份亲切，也有采访工作方面的一些善待。
但非华裔特别是马来族群，则看到不一样的情势。
我的新闻工作生涯中，长期关注与观察的一件事，就是马来西亚人对中国事物的看法与态度。这是出自职业本能，也有着一份炎黄子的情意结。
我特别留意到马来社会，对“ 中国 ”二字明显持保留态度，情况错综复杂。无奈，却因此产生许多误解与猜忌。而《中国报》是耶非耶联想在一块，有的时候产生难以想象的反应。例如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就是业务活动印上“中国报主办”，还被问道是不是中国支持的？逼得要说一声：“跟中国无关。”
马来族群对“中国”两个字，一向极其敏感。每每提及就要联想到中国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而充满戒心和敌意。我国历史上，马共曾经带来伤害，殖民地政府也恶意宣扬成国家破坏分子，人所不容，谈共必反。
根据历史记述，1948至1960年“马来亚紧急状态”，即马共抗争时期，遇害军警1345人，马来裔占了大比率。1950年，柔佛武吉哈逢（Bukit Kepong）发生马共袭击警察局事件，尤其震惊马来社会，25名殉职警员主要是马来裔。
我自90年代初主持编务以来，深刻体会《中国报》身分变化的历程。例如，政府部门或跨国企业的宴会上，会被问道是不是中国的报馆派来的？政府首长的餐聚席上，也多次有马来官员问道，《中国报》真的是本地报纸吗？我讲了一大段历史，还特别提起创办人李孝式部长的背景。
实际上，马来同胞类似的疑问，颇为普遍；《中国报》与中国，是混为一谈了。到了90年代末进入新世纪，还好这类疑问与混淆，大大减少了。偶尔是外国人士会问一二；中国？中国报纸？
马来西亚与中国1974年建立邦交，经历多年波折与努力，双边关系才看到转变，或者说友好关系终于正面发展。
大马人的报纸
非华裔大部分人，最终改变了对《中国报》的认知和态度。从早期眼里“中国人的报纸”，到近代被接受为本土“马来西亚人的报纸”，最关键因素，还是办报方针与内容取向。回顾1946年创办以来，在这个多元敏感环境中，难关是一个又一个。曾经在1950年间卷入政治风波，而遭投炸弹，更是一场极大议论。
中国身影为《中国报》带来预想不到的关联影响，是其他同业所没有的经历，不一样的际遇与得失。而这一切，只是隐藏在社会日常中，解开一谈，才看到“跟中国无关”的历史一面。
看懂《中国报》，接受《中国报》，不只是理解一份报纸内容，还有一层身分解读与认同。文前我所遇到，暗处截查犯规的小警察，是正面讯号。默默一个转变，期许那也是解开了许多人对共产中国的疑虑。从狭隘思维逐渐走了出来，走到了新时代中国的景象，尝试新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