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名时年19岁的卖淫少女供称，她原本在中国澳门替一个名为“鸟叔”的卖淫集团工作，后来打算转到新加坡卖淫。由于不满原中介每名嫖客抽取的100元（约310令吉）佣金，她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被告，得知被告抽佣较低，每名嫖客仅抽取40元后，决定转由他安排。

2024年5月，双方通过视频谈成合作，由少女自行承担来新机票与住宿费用，被告则协助安排较便宜的住宿。少女最终于6月2日抵新，被告亲自去接机，再带她购买手机卡，并陪同她到酒店办理入住手续。

庭上揭露，被告随后接管少女所使用的电话号码，专门负责与嫖客联系及安排预约，再通过微信通知少女嫖客抵达时间。完成交易后，少女则通知被告，以便双方统计当天接待的嫖客人数。

申请‘查号服务’ 助减低侦查风险

为替少女招揽生意，被告早前就已经联系好一个卖淫网站为她刊登广告，并申请“查号服务”。

所谓的“查号服务”，是把卖淫女的电话号码加入一个封闭聊天群组，让同行核实潜在嫖客是否为熟客，以减少执法人员乔装嫖客侦查的风险。

被告随后将化名“茵茵”的少女照片、年龄、三围、收费标准及提供的性服务等资料交给网站管理员刊登，并代收少女支付的2500人民币（约1500令吉）广告费。

少女9天接客约70人

少女短短九天内接客约70人，被告抽约3000元（约9300令吉）佣金。

案情显示，少女在2024年6月3日至11日内提供上述性服务。

调查指出，被告除了负责招揽生意外，还曾替少女购买食物、代领保险套、药物等。被告落网后，于2024年7月17日获准保释。不过，他之后违反保释条件，与控方证人即上述的19岁少女联系，法庭于今年8月3日撤销他保释资格，他自当天起一直被还押候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