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生19日讯/独家报导‧摄影)高等教育贷学金(PTPTN)通过中介公司讨债,一个月内“追债”3、4次,令单亲妈妈备感压力更担心可能会断送成绩优异长女苦苦追求的医生梦。
事主余慧欣(40岁)是名安亲班教师,自9年前丈夫病逝后,一肩扛起养家重任,独力抚养3名子女长大,多年来咬牙苦撑。
然而,高教部委任的中介公司自3月12日起,先后3、4次向她追讨一笔高达6万令吉的高等教育贷学金贷款,突如其来的压力,不仅可能改写一家人的命运,也可能让事主长女一心追求的“医生梦”蒙上阴影。
余慧欣告诉《中国报》,当年因家庭因素未能完成大学学业,随后与丈夫成家,育有3名孩子,但她从未忘记背负的贷学金债务,也从未想过逃避责任,但目前无能为力。
她说,过去夫妻俩收入不高,仅能勉强应付一家开销,无力偿还贷学金,后来丈夫患病无法工作,家庭经济顿时陷入困境,只能依靠每月2000令吉微薄收入撑起家庭生计。
“幸好当时住在婆家,生活还能靠省吃俭用撑过去,丈夫在9年前不敌病魔离世,留下我和3名孩子,生活重担全数落在我肩上。”
她说,孩子逐渐长大,为了让孩子有更好学习环境,搬离婆家,每月承担1500令吉的租金。
尽管生活艰难,孩子们并未辜负她的付出。17岁的长女周诗庭成绩优异,甚至一心追求“医生梦”,但如今余慧欣不禁担心自己无力偿还的现实,更担心女儿苦苦追求的“医生梦”最终会断送在自己手上。

每月只剩1200
可支配收入
余慧欣月入2700令吉,在扣除房租后,每月只剩1200令吉可支配的收入。
她说,她如今每个月的收入是2700令吉,在扣除1500令吉的屋租,可支配收入只有1200令吉,而1200要应付日常开销并不轻松。
“所以,我很感谢身边一些朋友、热心人士给予我和孩子的支援,大家的善举让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有温度的。”
冀成为医生
改变家庭命运
周诗庭自小对医生这个行业充满憧憬,所以中三那年她就抱着“拼一把”的决心,全力投入学业,不仅成功进入理科班,也让自己距离梦想更近一步。
她受访时说,当时的自己深知唯有进入理科班,才有机会踏上成为医生的道路,因此从不放过任何读书与温习的时间。
“我就是抱着‘拼一把’的心态,每天从早读到晚,我除了希望将来能成为医生,也希望透过教育改变家庭命运,让妈妈不用再那么辛苦。”
针对为何如此强烈地想当一名医生,周诗庭透露,在她心目中,医生是很伟大的行业,可以拯救病人的生命,所以她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医生,用双手治愈彷徨无助的病人。
只要还有机会
希望“再拼一把”
“我很清楚妈妈的状况,曾想过是不是要放弃,但只要还有一点机会,我还是想‘再拼一把’…”
周诗庭受访时数度流下热泪,并哽咽透露准备另做打算,并且愿意做任何可以帮上妈妈的事,哪怕是要放弃苦苦追求的“医生梦”。
针对是否已准备放弃,周诗庭重申,只要还有机会,她都希望“再拼一把”,她真心不想如此就放弃。
“我想说,如果我的成绩很好,可能会有奇迹呢?”
除学业与兼职
周诗庭也分担大量家务
早上专心上课、下午到安亲班担任助教,家里的家务、烹煮都是周诗庭一手包办。
周诗庭说,她每日的行程就是学校,安亲班和家里,忙完所有事情,她就会做功课和温习。
针对助教的收入,她说,她每小时的收入是8令吉,每月大约可赚取400至500令吉,但这笔微薄收入主要用于她与弟弟往返学校的交通费用。
“我们两人的车资合计约410令吉,因此实际可支配的金额几乎所剩无几,只能勉强应付零用与基本开销。”
除了学业与兼职工作,周诗庭在家中亦分担大量家务,包括清洁、整理及照顾弟弟妹妹的日常起居,晚餐也多由她亲自下厨准备,以减轻母亲的负担。
蔡亚伦服务团队
寻求双赢方案
几经转折后,余慧欣在友人介绍下,向巴生皇城市议员蔡亚伦及李锡稳寻求协助。
蔡亚伦接获投诉后,第一时间主动联系余慧欣,并陪同她前往高等教育贷学金办公室查询详情。
他指出,初时接获讯息时,曾一度以为是诈骗集团试图敲诈事主,惟经查证后,确认高教贷学金已将个案交由中介公司处理,所有还款事宜需直接与中介接洽。
“我的服务团队将在周一(21日)陪同事主前往中介公司,希望双方能够协商,寻求双赢方案。”
蔡亚伦坦言,若对方态度强硬,他将考虑透过其他管道继续跟进处理,目前最重要的是把问题解决,让周诗婷可以安心继续追求她的“医生梦”。
公正党巴生区部妇女组署理主席林宜频说,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不容易,希望政府可以检讨现有的机制,并为事主提供适当的援助。
她透露,当获知余慧欣一家需要援助,许多善心人士都通过她捐赠善款和物资,以行动援助事主一家。
问题“外包”私人界
压力“加倍”转嫁借贷者
巴生皇城市议员李锡稳谴责高教贷学金将追债工作交由中介公司,是将问题“外包”给私人界,并把压力“加倍”转嫁给借贷者。
他指出,高教贷学金的设立初衷,是协助国人完成升学梦,属于政府管辖范畴,不应交由私人中介公司介入处理。
“中介公司以盈利为导向,最终只会加重借贷者负担,甚至让原本约4万令吉的债务,累积至6万令吉。”
他说,目前是要解决问题,当局应该提供更多人性化的方案,而不是如“大耳窿”般的夺命追魂来电,给当事人造成心理和精神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