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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晋10日讯）一对来自西马的华裔夫妇被判在2020年，于砂州诗巫共谋杀害一名为亡夫还债而惨遭他们逼良为娼、长期虐打及精神折磨的华裔妇女，并把其尸体塞入行李箱抛路边后，上诉庭今日驳回他们的上诉申请，维持他们谋杀罪成和绞刑的判决。
以上诉庭法官拿督王健强为首的三司，今早一致驳回上诉人萧佩琦和钟佳明（皆44岁，译音）为寻求推翻他们俩于2023年7月31日，被诗巫高庭判处谋杀罪成和死刑判决而入禀的上诉申请。
另2名法官是拿督阿尔维和拿汀巴杜卡伊薇罗玛丽埃特。
夫妇俩被控于2020年10月4日晚上10时至同年10月6日傍晚6时期间，一起在诗巫东山路的一间住家，共谋杀害当年37岁的女子邢妙玲（译音），因此触犯刑事法典第302条文，并可与刑事法典第34条文（共谋犯罪）同读。
一旦罪成，将可被判死刑或监禁介于30至40年以及鞭笞不少于12下的刑罚。
其中，萧佩琦是来自雪州梳邦再也，其丈夫钟佳明则来自吉隆坡，他们是于2020年10月19日，在诗巫推事庭被控谋杀。
伊薇罗玛丽埃特今日宣读三司的判词摘要时指出，第一名控方证人，即受害者的妓女同行曾在出庭供证时，提及2名上诉人经常向死者收取卖淫所得收入，并曾目睹他们因死者的收入很少，而把死者打到流血的情况。
法官说，身为第9名控方证人的死者女儿出庭供证时，则指她和母亲曾几乎每一天都惨遭2名上诉人打骂，而且夫妇俩也曾威胁她，恫言要售卖其器官。
她指出，首名控方证人证实曾在死者尸体被发现前三天，见到死者，而死者生前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与上诉人一起出现在他们租借的住家内。
为幸存者讨公道
上诉庭三司在决定维持萧佩琦和钟佳明被判绞刑的刑罚时指出，死者邢妙玲的女儿多年来曾饱受这对夫妇虐待，最终必须因母亲被人残暴杀害丧命，而承受丧母之痛的创伤，因此对施暴者处以死刑的目的，旨在为幸存的死者女儿，在此案了结之际可得到解脱和讨回公道。
伊薇罗玛丽埃特宣判时指出，根据高庭法官拿督陈锡荣为此案撰写的书面判词，他在判处2名被告死刑时，曾明确表达他把死者女儿因此案承受的痛苦纳入考量，并自问应如何为她伸张正义。
她说，高庭法官得出的结论是基于上诉人对死者和其女儿犯下的上述行为，造成死者女儿遭受深刻和持久的心理伤害，因此仅判处施暴者监禁刑罚是微不足道的。
“高庭法官强调死者长期受尽不人道的折磨，多年被虐待，最终在涉及钝力创伤（造成的头部损伤）和被勒颈的暴力对待方式下死亡。
“因此，我们（三司）认为高庭法官判处的死刑，是唯一能充分反映此案情况（严重）的刑罚。”
她补充，死者生前曾长期被这对夫妇虐待和剥削，最终被杀害，2名上诉人事后随意地把塞在行李箱内的尸体抛尸路边，显示他们理应被判死刑，永远与世隔绝。
从霹州移居诗巫
死者邢妙玲是于2016年3月，和当年12岁的女儿从霹雳州移居砂拉越诗巫，以经营熟食档口生意，并与后来和对他们施暴的夫妇萧佩琦和钟佳明同住在一间店屋。
根据高庭法官陈锡荣撰写的书面判词，死者女儿曾看见母亲向夫妇俩借钱，但最终无力偿还，导致邢妙玲和上述夫妇的关系恶化，夫妇俩随之开始辱骂和虐待邢氏。
为了还债，本来在一间餐馆担任厨师的死者最后沦为妓女，而首名控方证人，即同为妓女的邢妙玲友人曾获她告知因亡夫欠债，而必须向萧佩琦和钟佳明还债。
这名证人在庭上以“阿窿老虎”（Along Harimau）的称号称呼上述夫妇，供称曾目睹他们经常在她和死者接客的酒店，因死者的“收入”无法令他们满意，而用手殴打死者。
死者的女儿以第9名控方证人出庭供证时，说明她曾于2016年6月，被萧佩琦和钟佳明带到吉隆坡，成为他们的佣人，但在忍受遭虐待长达11个月和被他们威胁将售卖其器官以为母还债后，决定逃离。
死者的女儿成功逃脱后，在获邻居打救之下，被送入医院接受治疗，最终被转介进入儿童庇护之家。
死者女儿险被推入火坑
死者的女儿供证时，揭露她曾险些被推入卖淫的火坑，因为母亲曾询问她是否要卖淫，她当时因萧佩琦和钟佳明在场而感到惧怕，深怕若回答不要，则将被夫妇俩辱骂和殴打。
她在20岁到高庭供证时，形容她在吉隆坡担任这对夫妇佣人时的生活糟糕和可怕，因为他们每天会突然打她、淋热水、拉其头发和撞墙，其中萧佩琦是更常这么做。
她也说，她和母亲在诗巫时，几乎每天都在租借的房间内，遭萧氏和钟氏打骂，当她看到母亲被打骂时，感到害怕和生气。
此外，令人悲伤的是她当初在主控官要求下，通过一组照片确认照片内的死者是其母亲时，难忍悲痛在庭上哭泣。
高庭法官在其书面判词说，说明他认为死者女儿是一名可信的证人，后者在回答问题时毫不犹豫，在证人栏内表现得冷静沉着。
法官指出，除了在辨认其已故母亲遗体在太平间被拍摄的照片时显露情绪，死者女儿并未表现出愤怒或其他情绪，她在庭上的反应及举止，没显示她对2名被告存在明显的敌意。
证据指夫妇合谋杀人
控方在此案是通过一系列的间接证据举证，主张萧佩琦和钟佳明犯下谋杀邢妙玲的罪行，当中包括警方曾在案发现场，即夫妇俩租借的住所单位一间房内，起获一个证实沾有死者血迹的水泥袋。
主控官吴少玮副检察司代表控方陈词时指出，首名控方证人是于2020年10月3日，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此案证据显示2名上诉人于当天和隔天，把死者载到案发地点，即夫妇俩在东山路租借的一间住所单位，而死者之后再没被人看见。
她说，由2名上诉人租借的单位有铁栅门，也有大约15只狗看守，没有备用钥匙，当第一上诉人，即萧氏被逮捕时，警方是从她身上充公上述住所钥匙。
她也说，死者体重大约85公斤，案件重演过程显示把尸体塞入行李箱和运尸的情况无法由一人独力完成，至少需要2人这么做，因此上述夫妇俩是合谋完成此事。
她指出，2名上诉人一起运尸的宝腾依丝华拉轿车，是由第2名控方证人于2018年租借给萧氏，警方在逮捕萧佩琦时，从后者身上起获车钥匙。。
萧佩琦在此案委任的代表律师是叶海量，而其丈夫的代表律师则是迪摩迪。
遗体塞行李箱 留遗书
邢妙玲被塞入行李箱的尸体于2020年10月6日清晨6时30分，在诗巫阿曼路被人发现时，也有疑似“遗书”在尸体旁，但上诉庭三司裁定，那是萧佩琦和钟佳明精心伪造的手写遗书，企图制造死者死于自杀的假象。
伊薇罗玛丽埃特宣判时说，“遗书”内容可疑，因为阐明上诉人受委成为死者女儿的监管人和死者的遗产管理人，这只会惠及钟萧夫妇俩。
她指出，第二上诉人，即钟氏是死者为其公积金户头指定的唯一受益人，意味如果死者离世，钟氏将因此获得“意外之财”，综合这情况及上诉人扮演拉皮条的角色，逼迫死者生前卖淫赚钱，上诉人的干案动机是为了牟取钱财利益。
她在宣读判决时指出，此案案情在这文明社会令人震惊，因此通过对施暴者判处死刑，除了捍卫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法治精神，亦具威慑作用。
她说，高庭法官在判词内提及，法官在行使量刑权时应对社会负上的责任，表明若判处较轻刑罚，则将无法充分反映冷血的行凶者预谋杀人的严重性，也无法对未来可能有意犯罪的人士起震慑作用。
主控官吴少玮周二在三司宣判后，要求三司维持上诉人被判死刑；上诉人的代表律师则要求改判监禁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