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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亚洲周刊 作者：陈芊雅
韩国总统李在明推动中韩回暖。《亚洲周刊》专访韩国学者成谨济，他点出反中情绪受美右翼与日殖遗毒影响，属人为放大，吁深化民间交流机制化解。
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上任以来，积极推动中韩关系回暖，力抗国内右翼势力对中国的抹黑。他在九月进一步放宽了中国旅客赴韩签证，公开抨击右翼针对中国的示威，称要研究推出制裁这些活动的方案。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韩国不少民众在美国右翼网络传播的影响下，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成为两国民间交流的阻碍。为此，《亚洲周刊》对现于北京大学讲学的韩国知华派成谨济进行了专访，他剖析韩国的反中情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放大”的结果，指出韩国民众可能在无意识中内化了日本帝国歧视中国的观念，并提出中韩要有更全面、长期且深入的民间交流机制，包括对留学生的制度性支持以及青年之间的寄宿家庭交换计划等。
中韩民间交流近年呈现怎样的面貌？在中日交恶导致中国赴韩旅客飙升后，中韩民间互动的最新发展为何？
自2020年以来，韩国社会中所谓的“反中情绪”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单一化的理解，还是简化的解释，都是不恰当的，但新冠疫情对于民间层面正常交流的中断，确实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不过，我们也有必要再反思一个事实：疫情所导致的交流中断，并非仅仅发生在中韩之间，而是全球性的现象。但是，韩国右翼群体与部分青年世代确实出现了格外突出的反中情绪，这一点本身就意味着，仅仅用“交流中断”来解释这一现象，是远远不够的，背后必然存在其他因素的介入。
具体而言，这些群体的主张、行动方式以及其所散播的宣传内容，不仅在常识层面显得极不合理，而且在内容结构上与美国网络极右翼的宣传话语呈现出高度相似性；同时，其相关论述的生产与扩散时点，也可见与美国网络极右翼之间存在因果影响的关系。
因此可以判断，反中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被特定政治目的“人为放大”的结果。正因如此，为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有必要谨慎思考并制定相应的制度性应对方案。
而从目前韩国社会的舆论环境来看，韩国右翼并未成功将近期中国游客的增加，炒作成为反中舆论的“素材”或“契机”，原因在于他们过往诸多的反中论调——如“中国介入或支援韩国不正选举”等说法——已经被相当多的韩国民众清楚地认识为毫无根据的虚构指控；同时，社会层面亦形成相当广泛的共识，警惕这些团体在明洞地区进行的反中示威行动。
事实上，仇恨与歧视，一方面往往产生于对他者缺乏正确认识的状态之中；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又会成为阻碍正确认识他者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促进韩中民间的交流，从长远来看都必然有助于促进相互合作与理解。
当然，仅仅依靠观光交流，其作用与效果是有明显局限的。因此，更为全面、长期且深入的民间交流机制，才是真正不可或缺的。这包括但不限于：对留学生的制度性支持方案、更具深度的文化研修或田野考察项目、以及青年之间的寄宿家庭交换计划等。对这类交流形式进行有意识的开发与持续性的政策支持，我认为是极其必要的。
韩国右翼反对中国的根源为何？近年又有什么变化？
对于那些将当前中韩之间的竞争与摩擦状况过度夸大，甚至加以歪曲的人，我认为其背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网络极右翼思潮的影响。然而，比起仅仅指出这一外部影响，更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在于：为何这类非理性的主张，能够在韩国被部分群体接受？
在我看来，这其中至少存在几个层次的原因。
第一个层次，是一个高度敏感且具争议性的问题，即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所抱持的警惕心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往往会透过韩国市民社会内部对“独裁体制”与“大国”的历史性警惕而被进一步放大。
众所周知，韩国社会拥有军事独裁统治的痛苦历史记忆，因此，对独裁政权保持高度批判性的意识，是韩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下，若缺乏对中国政治体制及其历史脉络的具体理解，部分韩国人确实可能会倾向将中国的“党国体制”直接简化为“一党独裁”，从而产生过度的概括与误判。
同时，韩国人在与日、美的历史互动经验中，已深刻体认到“帝国化的大国”对周边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当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时，部分韩国人会直觉性地将其视为潜在威胁，也正因如此，建立更深入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关系，更为重要。
第二个层次，则涉及更深层的历史问题。我2020年在中国发表的论文《满洲国与中国观》中曾指出：韩国近代以来对中国的认知，可能在无意识中内化了日本帝国所建构的、带有歧视性的中国观。
日本帝国对中国所持有的歧视性认知与政策，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但较少被关注的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朝鲜与台湾，某种程度上也内化了这种帝国式的中国歧视。如“内鲜一体”、“内台一如”等意识形态宣传本身就隐含着种族主义式的区分，即“朝鲜与台湾不同于中国”。
而这种对中国的歧视性认知，很可能透过满洲国的制度性经验，对相当数量的韩国人产生了实际影响。由于这一问题与日本帝国所建构的畸形亚洲观密切相关，因此，它也是一个中韩双方可以共享问题意识、并进行共同反思的重要领域。
当然，除此之外，韩战的历史经验、对亚洲社会主义的冷战式理解等因素，也同样构成了韩国社会内部对中国产生负面观感的历史条件。
韩国历史上的思想资源，可如何帮助面对这些右翼思想带来的潜在危机？
从韩国“进步派”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对近年出现的极右翼倾向，采取更为明确而坚定的应对，因为他们的言论与行动极有可能再次撕裂并激化韩国社会内部尚未愈合的历史伤口。
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对光州事件的历史创伤的描述就指出，那个夏天所经历的暴力，留下无法被遗忘、也无法被洗刷的深刻伤痕。
然而，与“那个夏天”相关的痛苦之中，还存在一个韩江在作品中未能充分展开的层面，那就是暴力之后所延续的、针对特定地区的严重歧视，也毫无疑问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社会暴力。
无论是针对特定国家或民族的歧视，还是针对特定地区的歧视，本质上都源于支配性集团为了政治利益而捏造出的观念。在这一点上，它们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对这些暴力与歧视所造成的痛苦进行真实而具体的记忆，并将这种记忆重新社会化，正是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也是超越暴力与歧视的最重要动力与原则。
对整个韩国社会而言，情况亦是如此。2024年12月3日，前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的那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共同目睹了一个场景——过去如何拯救了现在。那一刻清楚地展示了，对历史创伤的社会性记忆，如何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能量。
但必须强调的是，过去并非在任何情况下、也并非自动地就能帮助现在。只有当“现在”愿意去帮助“过去”——也就是主动找回那些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痛苦，并为其重新发声时，过去才会真正成为一种能够支撑当下的力量。因此，“过去能否帮助现在”这一提问，并非神秘主义或萨满式的修辞，而是对历史记忆与记忆连带所能生成之力量的肯定。
你认为，在应对右翼的煽动下，知识分子、媒体等民间行动者的责任为何？
为了减少民间直接接触中所产生的误解与不满情绪，我们有责任不断地实践对社会与历史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持续的行动与连带。
为此，首先要做的是摆脱国家主义的视角。这不仅意味着努力获取更为客观的观察位置，也意味着重新恢复一种国际主义的视野。唯有站在民众的立场，来理解、分析并叙述国际关系，这样的讨论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建设性。
当然，在具体实践层面，知识分子与媒体所承担的角色并不完全相同。知识分子需要持续而坚韧地对社会与历史提出反思性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他们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之一。至于当代大学体制内，究竟还剩下多少能够履行这一角色的知识分子，以及如何才能使这样的知识分子得以持续再生，则需要另行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媒体方面，则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其作为公共讨论“调解者”的角色。而在思考如何强化这一角色的过程中，也必须包含对自身的批判性反省——亦即反思近年来，网络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扩散歧视与仇恨的重要机制之一。
最后，在中美竞争的格局底下，一些人可能认为，两国分别代表着冲突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但我必须指出我并不完全同意。当今中美两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之中，固然存在相互冲突的部分，但同样也存在着大量“相通”之处。
贯穿这两个大国政策内在逻辑的，其实是高度相似的技术主义世界观与精英主义国家观。因此，与其说它们在世界观与国家观上彼此对立，不如说是在相近的实用主义框架之下，围绕着技术霸权与利益分配所产生的竞争与冲突。
从这样的角度看，当下正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迫切需要重新叙述与理解中国既有的发展道路，来思考中国如何可以走向更理想的未来。
成谨济小档案
1968年出生于首尔，在延世大学中文系完成本硕博连读，2002年获颁博士学位后，曾于多伦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任访问学者，并出任首尔市立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及教育研究生院院长，专业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以及当代思想史和社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