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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徐健华
敦达因在1980年正式踏足政坛，并受委为上议员，并在1984年7月至1991年3月，首度在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内阁中，出任财政部长职。
他在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带领大马走出风暴和扭转乾坤，功不可没，居功至伟。
他在1984年接任财长职时，国家负债累累、财政收支不平衡，预算案也出现赤字，因此担任此职的能力受到考验，首要任务则是解决土著金融问题。
尽管新经济政策在1971年推出，旨在缩小种族间的贫富差距，特别是帮助土著马来人提高经济地位，而达因在任财长期间，也对这政策进行改革，寻求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减少经济不平等，并在保留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也提升整体经济增长，为马来社群创造经济与就业机会，他因此获得广泛支持。
此外，达因也在这期间，推动了私营化政策，这也是大马转型为市场导向经济的关键步骤，除了可减轻政府财务负担，也增加了私企参与，提升了经济效率；同时，也推动经济多元化，减少依赖传统资源的依赖，开始转向工业化，特别是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产品和制造业发展，进而增加大马出口竞争力。
1991年，达因以已完成重建国家经济基础任务为由，推荐安华接手并卸任财长一职，随后受委为政府经济顾问。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风暴，时任首相马哈迪和安华在经济政策上出现分歧，导致安华被革职，敦马兼任财长。达因因此在1999年再次临危受命，二度上任财长。直到2001年，他再次辞职，并正式从政坛引退。
达因在管理国家财政上的“精准性”和“对细节的关注”尤其重要，让我国免于踏上其他国家后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而97和98年危机最严重时，我国经济严重不稳定，货币贬值和流动紧缩可能使国家陷入衰退之中。
但就在这一个时候，达因在引导国家度过金融风暴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建议不向本地企业征税，让富有的国人把储蓄汇回到国内，为我国带回约莫280亿令吉。
随着本地资金的涌入，让我国免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会对求助国家的金融和政治独立，施以严格的条件。
回顾达因出任财长职时的成就，其中一项则是重组国家税务结构，包括削减公司税，从40%逐步调降至35%，而奢侈品入口税也取消，同时也简化了股票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