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慧敏：从彭亨河口到关丹海岸

整个寒假，我在煮食和陪伴孩子的空隙中，断断续续读这本书。阅读的当下，时而快时而慢；时而思索，时而放空，时而会心一笑，真是受益匪浅又乐在其中。然而，坐在书桌前，必须敲打出心得的时刻，却有点困难了。

这本马华随笔，看似对于一个地域的文学关怀，触及了文学的活动、史料、香火，实则却是时光遥远的回声。那样的一段时空距离，我充分领教沉默的年月，在一个人身上的分量——漫长的经历、复调的思考、老练的文字，让我难以招架，力有未逮，不免“顿足捶胸”——早知道当一个受教的读者就好。

说是“受教”，因为这本由序跋、书话书评或者专栏文字结集而成的集子，我透过了老师的眼睛看到他的世界，读到了许多举重若轻的知识。书里耳熟能详的名字，多是老师在生活和文字上，相与往来的同道之士，也是一个文学工作者大半辈子的交游和论学的场域。西谚云：“最美丽的和谐来自对立”，君子赠人以言，你却不会在两个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一致的意见。

因此，这些看似应和之作，在在流露了老师本身的文学涵养和见解，他在各种概念中穿梭、玩味、翻转、挑战甚至于创造其他更多的意义，同时也可在其中看到文学思潮承衍的一个动态过程。他谈及的马华小文学、复系统理论；他追问南洋书写到华语语系里的语境；他力推华马英三声道的并行和越界；他对各种现象提出的十个普通名词……让我们看到一时一地的文学，除了仰赖有形的创作、无声地阅读，还伴随着学者群体之间的辩证论驳，才能反思既有的现状，激荡出新的火花。

马华文学虽不蓬勃发展，但这些杂文随笔似乎也见证了它的传播途径、传播群体与传播动机，足以说明在这段漫长岁月里，它正缓慢地演化。尤其，老师对于文学史料匮乏的诤言，语重心长之余，还身体力行考证一番。钩掘素材于旧籍中鲜为人知者，本来就带有游戏的趣味，我读得兴致盎然。也许真如文中说：“只有留下记忆文字，‘后记忆’才有可能。”我只觉得像是每一代人在时空的旷野上呼喊了未来，声音经过长远的路程，藉由声波反射确定了回声定位。

所以，我读到了时光的声音。老师由今视昔，捕捉与师长故友工作、从游交集的回忆，写得平淡却有情。他说：“散文相对于诗的抒情瞬间，其实就是事件。”可见写散文还真必须天生好记性，书中写人纪事，交代详尽，细节历历在目。

我读来那个年代自有一番风貌，他们的精神活跃地生长着——“我们其实也有我们的叶珊”，可惜季节流转，在人事递嬗中成了“尘埃”，想必老师也惋惜湮没的往日，因此遥想追忆下笔成文，词语间的缝隙不仅是对逝去的人情和岁月的缅怀，更有一种缩时摄影的时间张力。

从彭亨河口到关丹海岸，再落脚西子湾，这“丰盈的海”几十年来一直“让我更靠近夜空灿烂的星光”。他的问学之路从〈读书的经验、思想的脉络〉、〈影响我的书与我的推荐书单〉到〈与有成交往四十年〉可一探究竟，是学者张锦忠一步一脚印的进化时期；而间中一段没有河海的日子反倒波光粼粼，张爱伦或者张瑞星的阶段显得十分重要，他在八打灵再也二一七路十号的生活，读书写诗编刊物，当然是开启了一双文学慧眼，看似一个学徒式的文艺青年养成，实则深深浅浅的回顾里，全是对故人的崇敬和温情。

所以，明着写一个时代的历史场景与氛围，同时却有一条隐形的线并行，那是“我”穿梭其中的来时路。由于过去已“如春夜般寂静无声”，想去描述消失于文学记忆中的人或事件，好像也不是为了它的如实所是，而是有意从旧日风景中见出蕴藏的什么来。回忆本来就是一条反方向的路程，非常需要一段回望的距离来现出事件纵横交错的纹理，露出本质。

“我”的磨砺愈深，体会愈多，哀乐中年生出艾略特说的历史意识，似实似虚，就有了耐看耐读的随笔杂文。虽然老师以“巴托比”症来说明马华文学的“少年时代”，认为没有更大的思想力道，只能停滞不前了；后又调侃自己：“发表园地愈来愈欠缺，没有什么好销路，不可能再写那么多也不急着去整理。”直指马华写作的双重困境，也有点意兴阑珊的意味。现实的文化处境确实难以三言两语，但老师前后两本随笔更像是一个文学的回声定位，藉此辨别出自己身处何处。同时，正是这一点索然的“意味”，才使得文字有了底蕴。

1997年吉隆坡有一场马华文学的国际研讨会，会后南院的一群学生不晓得在哪一个老师的安排下，围坐着和留台学者交流。其中有谁谈了什么我通通记不清了，我只记得锦忠老师。当时涉世未深的我，以为学者要不温文儒雅；要不自信傲气；要不放火烧芭，一时诧异竟有如此亲切随和的类型，因此印象深刻。

一直到近几年和老师偶尔在研讨会或讲座，以及面子书讯息上互动，我更感受到老师的个性和文字上戏谑又慧黠的特质。我把这些特质强行归结于《学生周报》和《蕉风》之影响，流金岁月里的文学启蒙，不言自明的“个体主义的文学品味”和“实践自由文化精神”，像烙印一样长期起著作用，因此文章写得不动声色，功力却匀在字里行间。尤其书中的知识趣味，随手拈来的驳杂和苦口婆心的深切，谈天说地中，却又散落着一派的任意和悠然。

我不想把这样的一种审美置入于政治冷战美援的词汇之中，而是觉得有一种感知、表现抒情的态度若隐若现地前行。“文学从来不止于技巧美学的问题而已”，又是老师说的，但马华文学里应当有不同的潜流，“形式主义者”即使关怀文化属性、身份认同、技巧落尽、直指本心却还是意在言外，酬酢文字终究写成了象征化的记忆，写成了文学。

说到底，时光创造了故事，故事倒回来让时光变得绵延、层次丰富；如果留下时光的都是记忆，其实记忆也让时光显得意味深长。因此，乍暖还寒的清晨，雁声远过查尔斯河畔，我读到的不只是候鸟南回的习性，还有水远山长的情谊。

文：施慧敏，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暨兼任讲师